演讲时间2023年12月25日:集体行动能力下降是农村发展悖论的根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人文清华。
在2016年,我们课题组就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一篇论文,名字就叫《中国公共事物治理危机与响应》。就指出来中国的农村出现了治理的危机,我们必须要想方设法去响应它。当然我们从学术的角度也认为公共事物治理的危机的核心是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什么叫集体行动?从学术上来讲就是个体的理性,每一个人都按照个体的理性去做事情,但是形成的这种集体的结果叫集体理性,它们之间有可能会发生背离。这种背离通常把它称之为集体行动困境。
通常我们认为如果是私人物品,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利用市场机制配置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人的个体理性和社会所希望的结果是相匹配的。这里面没有集体行动困境,就是它是完全自治的。
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揭示了一个伟大的定律,市场经济的原理就是每一个人都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后却促成了整个社会的繁荣。但是这只是对于私人物品而言,对于非私人性的物品,所有带有公共性的物品,实际上个体的理性的加重和集体理性都会出现背离。
这个背离有不同的表述,有的叫"公地悲剧",有的叫"囚徒困境",有的叫外部性,有的叫集体行动的逻辑,有很多不同的表述。
集体行动是促进人类合作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能够促成有效的合作,实现成功的集体行动,就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公共治理问题。因此有效的集体行动是有效的公共治理的核心。所以我们也是循着这样一个思路,在过去的十年间开展了很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