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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倪浩】“当今世界农业生产已高度发达，但全球80亿人口中仍有七八亿面临粮食安全威胁。是不是全球粮食生产不足，不够吃？答案是否定的！”
9月4日，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期间举行的“粮食现代供应链发展及投资国际论坛”上，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向与会嘉宾和观众深刻剖析了全球粮食危机的本质和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论坛网络直播画面截图）
程国强以小麦和玉米在全球范围内的供需为例进行了说明。
程国强说，近年来，小麦在全球的生产和消费总体供需是平衡的，且略有盈余，但分配却明显不均。程国强展示的数据显示，2021年，所有发展中国家小麦的生产量约为3.77亿吨，相当于世界总产量的48.6%；但发展中国家的总消费需求却达到5.04亿吨，相当于世界总消费的65.9%，供需缺口达到了1.27亿吨。程国强说，发展中国家必须依赖进口才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一旦进口遇到问题，即使是在全球粮食供应充足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就会面临价格太高买不起，或者物流终端出现问题而买不到的情况，从而导致所谓的“粮食危机”。
而大米也是同样的情况。
程国强指出，面临粮食威胁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他说，“国际社会有一个普遍共识，所谓全球粮食危机是由于分配不均导致的，（本质）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
程国强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七八亿人口面临粮食安全的根本原因是，粮食的生产和贸易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手中，但作为消费者却分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中。一旦集中的生产和贸易出现问题，即粮食的供应链出现问题，那么危机就出现了。
根据程国强的归纳，导致全球粮食危机的风险分为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传统风险包括自然灾害、全球供需变化、经济减速甚至衰退等宏观经济因素、部分发展中国家长期不重视农业以及部分国家的出口禁令等政策原因；非传统风险则包括粮食金融化、粮食贸易集团化、粮食能源化、粮食武器化和地缘政治冲突。
“印度颁布的大米出口禁令就是基于国内的自然灾害，这是粮食安全的传统风险因素。”在程国强看来，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难多年来始终是对全球粮食市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而其他传统风险包括供需变化，收入下降，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等都会干扰全球粮食生产贸易秩序，从而威胁粮食安全。
而现在引起格外重视的是引发粮食危机的非传统因素。程国强说，从2000年以来全球共发生了三次大的粮食危机，每次危机都会导致全球八九亿甚至10亿人口遇到饥荒，为全球带来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而这三次粮食危机的主要成因就是来自上述5个方面的非传统风险。程国强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衍生的粮食危机，就是粮食的金融化引发的。因为市场过度投机炒作，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很多国家买不起了。”
而粮食贸易的集团化意味着全球粮食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平时还好，一旦遇到问题，全球粮食安全就受到影响。”程国强在分析粮食能源化风险时举例说，美国大量农产品进入到生物能源领域，导致农产品价格与石油价挂钩，使粮食价格剧烈波动。2022年俄乌冲突导致全球粮价上升到一个阶段高点，则是粮食武器化和地缘政治危机催化全球粮食危机产生的表现。
“上述一种风险因素出现就会扰乱全球市场，打乱全球粮食贸易体系和粮食的供应链。但如果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程国强认为，现在，多个风险叠加对全球粮食贸易体系和全球供应链的干扰，是导致粮食危机最重要的成因，需要格外关注。
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成因时，程国强还格外指出，“新自由主义农业战略”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形成了影响，或者是误导了他们。“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国际机构在发展援助政策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倡导和推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农业战略，鼓吹自由化的市场。使很多国家认为市场会为粮食生产和分配提供最有效率的体系，就不再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战略。”
另外，很多国家不重视对农业的投资，粮食的储备和物流能力都非常弱。甚至部分国家取消了粮食储备，弱化了政府的价格管理，从而使农民和消费者面临粮食价格频繁无序波动的风险。程国强认为，正是这个背景下，很多国家对世界市场的依附性越来越强。而发达国家因为大额补贴，农业产生效率越来越高，粮食价格也很廉价，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的依赖于发达国家，而进一步忽略国内的生产，从而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格局下，一旦出现风险扰动，发展国家就立即陷入买不到或买不起的粮食危机中。程国强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对很多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冲击的根源所在。”
“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全球粮食安全，加强国际粮食供应链的合作意义尤为重要。”程国强认为，下一步全球粮食供应链合作，要找准务实合作的路径，构建推进务实合作的机制：要依靠全球多边机制，在联合国或者WTO这样的多边机制的引领下推进。除此之外，也可以把解决路径具体到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或者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