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猪育种“卡脖子”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引进西方种猪提高了我们的猪肉产量和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种源依赖、育种差距”等问题，因此国家也全力推行“种业振兴”，力求培育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优异种猪。而就在2023畜牧产业创新创业大会暨第三届（2023）猪产业发展大会上，猪好多网特别专访正大康地养殖板块总裁助理张雪峰，就当下中国生猪育种事业的进展和挑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访问，以下为采访实录。
正大康地养殖板块总裁助理张雪峰
1、未来中国生猪产业是否可以不向外引种，您认为当下阻碍种猪企业进步的最大因素是什么？又该如何突破？
张雪峰：
首先，中国市场上纯种猪数量应该是非常多的，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好与坏都是相对的，例如我们的对手是以跑步速度前进，我们却是以走路的速度前进，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彼此差距就会拉开。实际上，我们的育种理论和技术都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育种不止是技术理论，还有实施落地层面。国内的育种实施大部分是依托给了企业，而育种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投入和损耗，并且育种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投入的积累，这就会给落地实施的企业带来长期战略和短期运作的矛盾，而育种又是制定好目标后需要按照SOP程序一丝不苟的执行，难以随时调整。
从实施过程来看，育种工作的要求非常严谨，不能有丝毫出错，例如系谱中一旦出现很小的偏差，那么就会造成代次公猪、母猪的遗传数据产生巨大的错误，一旦发生数据错误将会导致之前许多工作都付诸东流。
从人才角度来看，育种工作中有大量个体化操作和简单重复的工作，因此对人才选择和团队稳定性要求很高。我们不缺乏理论专家，但相对缺乏实践专家，当下行业大量高端人才集中在生产，以育种指导生产的人才非常少，这就导致实际操作会面临更多调整。反过来看，这最终会导致社会上对育种企业输出的产品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导致育种企业的产品和价格脱钩，造成投入和收获的不对等，又会进一步加大育种工作的困难，进而拉开与国外育种的差距。
因此所谓种猪“卡脖子”，不是我们在育种素材和技术上的落后，而是整个体系运转过程中很多复杂问题的体现。因此我们应当对比国外的育种体制，以及在此体制下育种企业的关联程度，例如丹麦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联合育种。当下我们的情况是，国家很重视，企业也很想做好，但实践过程中有一些困难和鸿沟，当我们逐步跨越鸿沟，也会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育种企业。
尽管我们常说和国外育种尚有差距，但实际上全世界特别优秀的育种企业也并不多，可见育种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需要历史的积累、大量的科技创新和投入，需要我们的育种企业具备“长期投入、慢慢输出”的长期主义精神和情怀。
2、正大康地种猪与同行相比有哪些优势，正大康地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来增强核心竞争力？
张雪峰：
首先，当前国内大部分育种工作，都是在引进国外优良品种的基础上，通过自身平台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技术进行遗传改良，也就是说大家育种的素材都是以“杜、长、大、皮特兰”等为基础，只是可能引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此也具备一些不同的特性；例如选择北美系可能是对种猪的强壮度、耐粗饲等有所倾斜，选择欧系可能是对PSY、日增重等生长指标更为看重，当企业在选择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种猪的时候，就已经基本确定了育种的大方向。正大康地选择的是从丹麦引进的优质种猪，因此在“PSY、日增重”等经济性能方面优势突出。
3、正大康地是我国第一家外资农牧企业，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农牧业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对未来的发展又有何看法？
张雪峰：
首先，中国农牧业四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无可争议，我们逐步解决了全国人民“有的吃、不愁吃、吃得好”的问题。而对于产业发展来看，我们在非瘟后能繁母猪用中国自己的模式实现了快速增长，有力保障了民生供应，体现出全体行业人员的智慧和力量；但是在快速的集约化发展过程中，因为供需不匹配、资本介入等影响，导致生猪行情产生了较为剧烈的波动，我认为这是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未来还是会回归到理性，达到供需合理的平衡，因此尽管近年来周期波动加剧，但我们农牧业还是可以对未来抱有更好的希望与憧憬。
4、现在国内很多企业在推进本土化育种，通过结合地方种猪还原猪肉“儿时的味道”，您对本土化育种有何看法？
张雪峰：
我认为这是一个阶段过程，当下国内年出栏生猪7亿头左右，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品牌差异，生猪产品普遍同质化，猪企更多也是追求成本和效益。而当下国内本土化育种需要追求品牌差异，但普遍面临商业运作困难的问题，如地方猪饲料转化率低亟待改善，而消费市场也是以追求民生价格为主，对于“品质猪肉”缺乏广泛的客观标准，而依靠讲故事来“定性”，这是我们可以重视以及改善的方向。
